無罪辯護在中國——夾縫中求希望

 【金玉良言】不畏風險，窮盡一切手段,依法維護當事人權益，竭力贏取勝訴是律師的責任與天職。無罪辯護本應是律師的神圣職責，律師應該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資源，在事實、證據或程序上不失時機地、大膽地、專業地為被告人作強有力的辯護，最大限度地完成辯護使命。

 【金玉良言】盡管無罪辯護在中國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只要適應國情，專業地、有技巧地處理案件，無罪辯護還是可以在夾縫中求希望的。

 【金玉良言】對律師來說，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也不能艷羨歐美同行馳騁辯護疆場的瀟灑，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應修“德”忘“名”，努力強化自己的內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幫助當事人實現法定利益。正如布魯厄姆爵士所說：“為了拯救和保護當事人，律師要不顧任何風險，不惜任何犧牲。這是律師義不容辭的職責。”

 應該承認，在時下的司法環境中，無罪辯護走得相當曲折。因為評價案件質量的指標之一是無罪判決率的高低，因此導致有關部門及人士對無罪判決率的空前追求，上至上級領導，下至本院領導一而再地三令五申，某些地方的司法部門把“若干年無罪判決率是零”作為成績大肆渲染，另有一些部門甚至將無罪判決率與評優和提職等聯系起來，從而助長了司法機關乃至其工作人員對無罪判決率的瘋狂追逐。而法院往往也因受到社會氛圍、制度牽制的影響，束手無策，為避免重重障礙，作出的無罪判決寥寥無幾。

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之前，在中國，成功的無罪辯護可以說是鳳毛麟角。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1993年至1997年，五年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243.7萬件，其中，免予刑事處分的占1．42%；宣告無罪的只占0．43%。直至1998年—2002年，比例才有所提升。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五年來，人民法院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283萬件，其中，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的81．9萬人，占25%，對不構成犯罪的1萬多名自訴案件被告人、1.7萬名公訴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確保無罪的公民不受法律追究的立法精神。

 但是好景不長，在2002年之后，無罪辯護成功率在中國又呈下滑趨勢。據《最高檢規范執法行為專項整改情況的報告》：無罪判決率由2002年的1．8‰下降到2005年的0．49‰。

 應該坦然，現實中，可以說“無罪判決難，難于上青天”。是否應采納無罪證據，是否應作出無罪判決，釋放被告人，往往不僅僅是一個法律和證據事實的問題，而是要受到環境或制度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或制約。司法實踐中，公、檢、法機關是重配合而輕制約的，形成了無須戳破的“秘密”──公檢法仍然是一家。由于案件質量是檢察工作的主線，法院的無罪判決又被作為衡量公安、檢察機關是否辦了“錯案”的標準，進而作為決定國家賠償責任的依據，因此，法院對作出無罪判決時通常會很“慎重”，公安、檢察機關的利益首當其沖地成為重要的考慮對象，十分看重與同在黨的領導下的公、檢、法機關的協商解決。這種公、檢、法機關內部協調的潛規則在一些地方甚至用作經驗來炫耀。法院拿到案件后，先進行審查，覺得有問題，就讓檢察院撤回去，另作處理。實踐中存在的“實報實銷”（被告人已經被關了多久、就判處多長刑期）、對在押被告人判處緩刑、允許檢察機關撤訴等等，都是一種折衷的“雙贏”處理方法。法院作出這種處理后，公安、檢察人員即可擺脫“錯案”的追究責任，公安、檢察機關也不必承擔國家賠償義務；被告人也因從羈押中重獲自由，往往會“見好就收”，默默接受司法機關給的“難能可貴的自由”，而不再話語！

 《刑事訴訟法》和《刑法》修訂頒行后，許多人以為律師的冬天終于過去，春天欣然地來臨，刑事辯護律師到了大顯身手的時候了。但結果卻令人們大失所望，自新法實施至今，刑事辯護遇到的障礙卻越來越多，刑事辯護愈來愈難。某些司法人員法律意識淡簿，法律水平一般，可“官本位”思想嚴重，他們將司法機關視為“衙門”，時常對律師作威作福，《刑法》第306條律師刑事辯護的禁止性規定，更是被用作“向辯護律師橫空刺出的一柄達摩克里斯利劍”，高高地懸在律師的頭上，準備在關鍵時候落下，給律師點顏色看看。遇到律師在庭審中提出相左或新的觀點、論據時，他們就“竭盡全力”地或壓制，或打擊。在有律師參與的刑事案件中，一旦發生證人拒證、翻供或串供等情況，他們就想當然地認為是律師為了勝訴，為了自身利益，在搗鬼，暗地誘證人。更有甚者，或因律師推翻了控方的指控，或因律師提出了與控方不同的證據，就被懷疑提供了偽證，而給律師蓋上“偽證罪”、“包庇罪”、“妨害作證罪”的帽子，強行入罪！據有關統計，律師因辦理刑事案件而“蒙難”的案件呈直線上升。僅《刑事訴訟法》修訂頒行后的一年內，全國就有一百多個律師被抓被判。例如，1997年3月，湖南云夢律師事務所劉正清律師受一被指控受賄罪的被告人的委托，擔任被告人上訴的辯護人。劉律師接受委托后，經過詳細的調查，最后認為被告人獲得的2萬余元款項，屬于借貸關系，其行為并不構成犯罪。結果，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為由，發回重審。而云溪區檢察院卻因劉正清以辯護律師的身份參與本案，并向二審法院提交了多份證言，導致證據沖突、混亂，致使二審法院以事實不清將此案發回重審的，因此，檢察院認為這是劉律師在背后搗鬼、引誘的結果。所以，于1997年11月5日，在劉律師作完該案重審辯護后，剛走出法院大門時，即被檢察院以“問話”為由，強行帶到了檢察院，隨即以“妨害證據罪”批捕。案件發生以后，法院進行了公開審理。在審理中，法庭與旁聽律師發生了激烈的沖突，數名律師被毆打、扣押。直至1998年3月，檢察機關才撤銷了該案件，此事終算落下帷幕，但卻給人們留下了諸多的困惑與思考。

 此外，刑事辯護律師的風險還有來自當事人。因代理刑事案件被對方當事人毀容，或摳眼珠，或威脅恐嚇。甚至連自己當事人及其家屬也會打擊自己。例如，2004年，在河南省原陽縣就發生過一名辯護律師因自己恪守律師職業紀律和執業道德，沒有按照當事人家屬要求為被告人串供而遭到陷害，而被錯誤逮捕，招來了牢獄之災。

 公安、檢察機關的錯抓、錯拘，或亂抓、亂拘，對方當事人的打擊報復，甚至自己當事人及其家屬的恩將仇報，造成了律師從事刑事辯護的恐慌心理：自己為被告人辯護，反而自己也成為了被告人，以致刑事辯護成為律師執業的雷區，絕大多數的律師都不敢貿然涉及。有的律師直接宣稱不接刑事案件，有的律師事務所為了防范風險，將不辦理刑事案件作為一項紀律。據有關統計，目前刑事案件中律師的參與率下降至不足30％，使得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刑事辯護制度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難怪有律師由衷感概，“在中國現階段做律師是最難的，比什么時候都難，比哪個國家都難。”當然，這并不是說律師就不可能構成犯罪。在律師參差不齊的隊伍中，難免“魚龍混雜”，出現個別“害群之馬”，有的的確已構成了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不冤枉，但有的人對個別律師涉嫌犯罪幸災樂禍，他們趁此大肆渲染，大做文章，力圖貶低律師在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有人或認為辯護律師是在替壞人說話，因為站在被告席上的被告人都是壞人；或認為律師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訴棍；或認為律師是“伶牙俐齒，顛倒是非”的偽君子；或認為律師是“喪失立場，助長腐敗”的罪魁；甚至認為律師是為一個明顯有罪的委托人辯護，看來該律師自己也好不了多少。還存在一些人責難律師的無罪辯護給司法機關“雪上加霜”，“長壞人士氣，滅國家權力威風”，導致被告人抗拒服法，降低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口號效力。于是，就有人建議：“要明文規定，對亂作無罪辯護，屢教不改者，吊銷其律師執照。”其實，刑事辯護律師本來是為當事人洗清罪名、免受冤屈，替被告人說話是其職責所在，但在訴訟過程中，面對濫施權力的機關，亂用職權的“老爺”，律師自己也只能束手被擒，發出了“誰來為律師辯護”的無限感慨。

 毫無疑問，不畏風險，窮盡一切手段,依法維護當事人權益，竭力贏取勝訴是律師的責任與天職。無罪辯護本應是律師的神圣職責，律師應該充分利用有限的法律資源，在事實、證據或程序上不失時機地、大膽地、專業地為被告人作強有力的辯護，最大限度地完成辯護使命。無論是王張江姚“四人幫”、還是鄧斌、陳希同等被告，在法院審判并作出判決之前，他們都不是罪犯，依法都享有獲得辯護的權利。刑法學之父貝卡里亞曾說過：“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維護、幫助當事人行使其應有的辯護權利，是律師的職責所在。但為他們辯護，并不代表律師就認可或欣賞他們的行為。對此，美國最著名的辯護律師之一艾倫·德肖微茨也曾作過精辟的闡釋：“即使我了解到有一天我為之辯護的委托人可能會再次出去殺人，我也不打算對幫助這些謀殺犯開脫罪責表示歉意，或感到內疚。……我知道我會為受害者感到難過，但我希望我不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后悔，就象一個醫生治好一個病人，這個人后來殺了一個無辜的人是一個道理。”

 盡管無罪辯護在中國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只要適應國情，專業地、有技巧地處理案件，無罪辯護還是可以在夾縫中求希望的。如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殺妻騙保”案中的被告人王洪學、王洪武兄弟宣判無罪，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起謀殺案的被告人尚某宣告無罪，廣西高級人民法院對三名在一審中被判處死刑，發回重審后被改判死緩的殺人、搶劫疑犯宣告無罪。在我們的以往經驗中，成功的無罪辯護也不鮮見。如：馬X明涉嫌共同巨額販毒被判無罪，龔X涉嫌合同詐騙及虛報注冊資本被判無罪案等等諸多成功無罪辯護案例。在不甚理想的司法現實中，律師也只有在深諳國情基礎上，專業地、有技巧地進行“中國式”的辯護，才能真正地發揮作用，做到“以經典辯護成就品牌，以滿腔熱血推動法治”。多年的律師執業生涯使我們認識到：追求最出色的刑事辯護，首先，必須避開職業陷阱，否則，全功盡棄。其次，更需要有扎實的專業功底、開放的辦案思維、高超的論辯技巧和無畏的時代精神。如同胡喬木同志在第一屆全國律師大會上所說：“你帶著荊棘的王冠而來，你握著正義的寶劍而來。律師，神圣之門，又是地獄之門，但你視一切險阻誘惑為無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觀事實才是最高的權威。”

 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也曾說：“律師本身應是法制建設里面最好的一面鏡子，律師在我國民主與法制建設律師里看到的東西最清楚，碰到的問題最深刻，所受的切膚之痛比別人更多。”對律師來說，不能抱怨法律跟不上時代的腳步，也不能艷羨歐美同行馳騁辯護疆場的瀟灑，不能急功近利求名心切，而應修“德”忘“名”，努力強化自己的內功，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幫助當事人實現法定利益。正如布魯厄姆爵士所說：“為了拯救和保護當事人，律師要不顧任何風險，不惜任何犧牲。這是律師義不容辭的職責。”

 我們一直思考，如何將我們的實戰經驗，以最好的方式呈現給讀者。老子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授人以魚只救一時之及，授人以漁則可解一生之需。”因此，我們整理了這本全面、深度描述無罪辯護案例的專著。所選案例均是我們多年執業的精髓所得。希望讀者能從中受到啟迪。“廟廊之才，非一木之枝”，區區微衷，尚請賢明鑒之。

 魯迅有句名言，相信大家都記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在轉軌階段的中國，法治的進程必定是充滿荊棘，時代需要有挑戰強權的大無畏精神，地獄之門向我們趟開著，讓我們一起用滿腔的熱血去換取中國的法治吧！（王思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