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心有余而力不足

民意常懷有干擾司法的原始沖動，司法也常遭遇影響獨立的外部干擾。但縱使司法被虐待千百遍，也與民意不相干，能直接干擾司法的因素紛紛擾擾，但從不是民意。在過往諸多影響性案件中，容易給人造成“民意審判”的假象。面對“獨立”的司法，民意看似洶涌，實則脆弱不堪。“民意審判”只是在大眾傳媒時代，被誤導的表象，或說杞人憂天。民意沒有資格審判，更沒有能力審判。對此，可從過往諸如“熊振林特大殺人案”、“邱興華特大殺人案”等影響性案件中，司法對民意的“無動于衷”而了然于心。在個案中，民意既沒有能力直接“殺人”，更不能“救人”。當我們看到民意發揮超強大力量與司法對峙的時候，真正的力量是司法背后的權力，能干擾司法的只能是決定審判者命運的權力，絕不會是民意本身，民意干擾司法本身是一個偽命題。

2.蚍蜉能否撼大樹

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寫到“輿論界的政治影響（民意）就像社會權力一樣，只有通過建制化程序才能轉變成政治權力”。在我國的政治實踐中，尚完全不具備民意轉變成政治權力的建制化程序。因此，不論民意參與甚至干預司法的愿望有多強烈，但其本身的力量先天弱小，民意并不具有干預司法的原始能量。而只有在偶然性或概率性事件中，當民意達到形成輿論壓力的程度，或者因特殊原因引起高層決策者關注時，民意將會借助行政權力對司法進行干預，從而產生民意干擾司法的表象。因此，民意能否實現影響司法的愿望，完全取決于權力的利用和選擇。

3.只怨司法不獨立

司法不獨立使得民意在個案中遭受“差別性待遇”。通常，當民意的傾向不利于被告人時，民意的愿望往往會相對容易實現，而當民意的傾向有利于被告人時，政治決策者更關心的通常是社會秩序的穩定，這時的民意就難免一廂情愿。換句話說，當司法遭遇到對被告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民意時，可能會在來自外部權力的壓力下，判處被告人以極刑；而當民意對被告人喊出“刀下留人”的聲音時，司法的反應常常緩慢而遲鈍，甚至置若罔聞。穩定壓倒一切仍是相當時期內政治生活的一個指導思想，所以我們就能更深刻地認識到一些個案的狀態，比如，當年劉涌在一片喊殺聲中難逃一死；李莊在一片打黑聲中鋃鐺入獄，盡管有無數權威專家的聯名上書；而當面對民意大喊“刀下留人”的邱興華、熊振林們則連一次精神病鑒定的機會也會被無情地剝奪。這背后的邏輯淺顯明了，法官的上司并不是民意，在法律的制度下，法官沒有義務對民意進行疏導，在直接面對民意時，完全能做到“司法獨立”。然而，遺憾的是在面對強大的行政力量干預時，司法又變得如同民意一般脆弱和無力。顯然，司法不獨立是不獨立于行政權力，而非司法不獨立于民意。因此，即便是假象，也并非所有民意都能實現干預司法的美好愿望，只有當權力高度關注和重視某一民意時，民意方能被采納并最終影響司法。司法不獨立導致了行政權力的干預，同時也造成了民意介入司法的非常規途徑。

4.司法獨立還需擁抱民意

能引發民意持續關注的個案，幾乎都不會是法官基于法律和良知獨立作出的裁判。這些以法律的名義所作的裁判，已變異為被權力染指后的行政指令，它要么挑戰了公眾最樸素的正義是非觀念，要么突破了社會認知的基本底線。如果民意能最終對錯誤的司法產生積極影響，從本質上講，這是對最起初干預司法的權力予以糾錯。雖然民意本身的力量是有限的，它不足以直接影響司法。但在必要的條件下，民意會成為權力的力量來源，借助權力因素影響司法，與司法良性互動。在現實的制度語境下，經典意義上的司法獨立很難真正實現，正確地做法應當尋求一種相對合理的司法獨立狀態。具體來說，當司法遭到行政權力的過分干預時，民意會抵制權力的蠻橫。而當民意失去理性，對司法進行無理干涉時，行政權力將會有效地疏導民意，而非屈從民意。客觀上，可以實現行政權力、司法與民意三者相互制衡的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意可以抵制行政權的非法介入，對實現我國特定制度語境下的司法獨立具有積極的作用。

以上文章轉載自“法眼觀察”，作者/笨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