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加強和創(chuàng)新社會管理，應該關注和重視發(fā)揮律師在化解社會矛盾中的積極作用。一般來說，在常態(tài)性的社會矛盾化解和突發(fā)事件處置中，由政府出資購買律師的法律服務，人們往往將參與其間的律師視為政府的法律顧問或代表;而在相關律師看來，自己更多的是矛盾一方代理人或雙方調解主持人;有的司法行政部門則會將律師參與化解社會矛盾，視為一種行政許可，不存在身份界定問題。

　　事實上，化解社會矛盾是政府的法定職責。雖然由政府出資聘請律師為矛盾雙方提供法律服務，但律師之言只是個人之言，不是“政府之聲”，更不具有代表政府決策之權，亦無法要求律師承擔政府之責。同時，律師接受政府出資聘請或引導，為矛盾雙方提供專業(yè)服務，并未得到矛盾一方或雙方的授權委托，亦無代理、主持或見證可言。此時，律師實質上是獨立于社會矛盾各方及政府的第三人。

　　所謂律師以第三人身份參與化解社會矛盾，是指律師接受政府出資聘請或主導，參與化解社會矛盾，獨立于矛盾雙方和政府，依據(jù)事實與法律，提供化解社會矛盾專業(yè)服務及活動。律師以第三人身份參與化解社會矛盾，最主要的特點是中立、客觀、全面。

　　由于律師居于中立的第三方地位，在很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如在政府拆遷工作中，律師能夠在居民、拆遷公司、政府三者之間起到溝通和橋梁作用。一方面，可以從法律的角度給廣大居民提供咨詢，幫助群眾正確理解法律，避免對立、抵觸情緒的滋生和擴大化;另一方面，能夠提出對拆遷工作有益的意見或建議，有利于政府部門及時發(fā)現(xiàn)不足并予以改進。

　　律師的第三人角色與傳統(tǒng)的律師工作方式雖然不同，但不存在本質上的沖突。它其實是幫助政府和矛盾雙方化解糾紛的專業(yè)服務人員，具有被動性、合意性、公益性、獨立性、中立性、專業(yè)性、可變性等特征。

　　1、被動性與合意性。律師并不是主動介入化解社會矛盾，而是基于政府的具體需要，獨立完成相應的委托事務。這意味著，政府出于社會管理職責主動介入并承擔化解矛盾的責任，律師則處于被選擇方。律師是否接受政府委托以及社會矛盾雙方當事人是否接受律師以第三人身份提供專業(yè)服務，都取決于各方的合意性。可見，律師并不當然地獲有第三人身份，政府出資購買或主導律師介入矛盾化解同樣不具有強制力，矛盾雙方當事人可以選擇是否接受。同時，化解結果也要具有合意性。與公權力化解社會矛盾不同，律師能否達到化解社會矛盾的效果，更要看當事人雙方能否達成合意。

　　2、公益性與獨立性。律師作為法律專業(yè)人員，承擔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責，承擔服務經濟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的責任。律師參與社會矛盾化解，所獲得的收益與一般執(zhí)業(yè)活動相比，總體上是社會意義大于經濟效益。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只要處于職業(yè)行為規(guī)范許可的范圍內，律師的具體活動不受他人左右。律師可以根據(jù)事實和法律，獨立開展提供化解社會矛盾的專業(yè)法律服務，所產生的責任根據(jù)委托合同約定或其他合意由律師本人直接承擔。

　　3、中立性與專業(yè)性。在化解社會矛盾過程中，律師不依附于任何一方，具有鮮明的中立性特征。作為中立的第三方參與社會矛盾化解，要求律師提供的服務具備很強的專業(yè)性。這是因為，只有律師具備了解、解釋、應用法律的扎實技能，才有助于矛盾雙方明白事理和尋求化解矛盾的途徑。

　　4、可變性。律師參與社會矛盾化解時，其身份具有可變性、重疊性和交叉性等特征。根據(jù)實踐需要，律師身份在必要時可以呈現(xiàn)動態(tài)變化，如擔當調解主持人、代理人、政府代表人等。當然，在角色變化時，應該充分注意角色的授權來源及由此導致的職責和工作方式變化。同時，要注意避免“角色沖突”，一旦出現(xiàn)或可能出現(xiàn)沖突時應做到回避，堅持原始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