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強烈的民意之下，《刑法修正案（八）》回應(yīng)民意關(guān)切，把醉駕行為納入刑法規(guī)制，成為“危險駕駛罪”打擊的4個行為之一。這個罪名在我國適用10年之后，“危險駕駛罪”超過了“盜竊罪”，躍升為犯罪數(shù)量第一名。而“醉駕”行為入罪，占到危險駕駛罪的三分之一。

對這個現(xiàn)象，一直以來提高“醉駕入刑標準”或“取消醉駕入刑”的呼聲不絕于耳。在全國“兩會”之際，清華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周光權(quán)提出了議案，適度提高“危險駕駛罪”的入罪標準。對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社會效果，網(wǎng)上支持者與反對者展開了很多的討論。對一個社會治理方案引發(fā)如此意見不一的討論是件好事，這樣可以更好地把這個“醉駕入刑”這個治理手段掰開來看，讓其積極有利的一面和運行10年后存在的消極面都展現(xiàn)在民眾面前，凝聚共識，也是一場全民共參與的大普法。

而筆者完全支持周光權(quán)教授提出的議案：適度提高“醉駕”入刑的標準。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我們是一個人情社會的國家。酒文化在我國源遠流長。親朋好友，同學(xué)同事相聚，少不了喝上兩杯，這個風俗習慣已經(jīng)成為我們長久以來生活的一部分。而進入汽車時代的我們，居民家庭汽車保有量也大幅度上升，在這兩個前提之下，醉駕幾率的上升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目前我們對醉駕入刑的標準是80毫克/100毫升。事實上，每個人的酒精耐受性不一樣，并非所有人飲酒之后都會影響到駕駛的判斷力，喪失安全駕駛的能力。因此適當提高入罪標準，譬如提升到200毫克/毫升，既不會對社會司法資源和酒駕者造成損失，也同樣能懲治、預(yù)防醉駕可能造成的危害。

對醉駕且造成迫切的社會危害的醉駕者而言，將其納入刑罰予以懲治有積極的社會意義，也是良好社會治理的需要，符合民眾的期待。

我們要看到，醉駕入刑的法律后果很嚴重，醉駕將納入個人信用記錄，貸款、消費等受到限制。發(fā)生重大交通事故的，行為人不僅不能得到保險公司的理賠，還要被吊銷駕駛證，不得重新取得駕駛證。不夸張地說，醉駕能夠讓行為人瞬間從天堂掉入地獄，不說自己可能失業(yè)、坐牢、傾家蕩產(chǎn)，少數(shù)由醉酒駕車引發(fā)的惡性交通事故還使得被害人遭受重大人身、財產(chǎn)損失，導(dǎo)致一些人間慘劇。

但對一部分符合醉駕入刑標準，但事實上仍能保持安全駕駛的犯罪者而言，可以用更有力度的行政處罰的方式對其進行懲治，而不是將其納入犯罪打擊。

如果說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醉駕者領(lǐng)受刑罰是咎由自取，那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刑事犯罪留下的案底，可能會影響到其子女的參加公務(wù)員考試、征兵、銀行、國企、事業(yè)單位、軍校和警校等的政審。而如果報名的是特殊崗位，如警察、監(jiān)獄等相關(guān)崗位，還需要三代以內(nèi)近親屬無犯罪記錄證明材料。

即便危險駕駛罪是刑法分則中最輕的罪名，其最高刑罰是拘役。但只要入罪，就會留下“案底”，對家庭二代、甚至第三代帶來影響。在每年高達30萬人因醉駕被判刑的現(xiàn)況下，顯然對這些被影響的子女后代是不公平的。這個“禍及三代”的治理后果，顯然并非我們的目的。這也是值得有關(guān)部門重視的。

刑法作為我國法律體系的部門法，也是保護社會法益最后一道屏障。除了刑罰后果最嚴厲，謙抑性也是刑法的內(nèi)在特點之一。所謂的刑法的謙抑性，就是說不應(yīng)輕易利用刑法處置違法行為。

醉駕存在潛在危害是這個社會的共識，雖然適度“拉高”醉駕入刑的標準，但對醉駕者造成實際危害結(jié)果的各種情形，通過“危險駕駛罪”中“嚴重情節(jié)”進行列舉，也能予以相應(yīng)的打擊。#法律視角看兩會##代表建議取消醉駕入刑##建議統(tǒng)一醉駕入刑執(zhí)行標準##酒駕#

而未到入罪標準的酒駕者，交由行政處罰，可以加大處罰力度，從而迫使醉駕者引以為戒，逐漸養(yǎng)成“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習慣。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之功。治理醉駕這個有一定危害性的社會問題，不應(yīng)把刑罰視為最重要的方式。適度提高醉駕入刑標準，或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治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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