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辯護道路上的信仰與堅持高銘暄

 在中國的刑事案件中，曾經一度有人懷疑辯護律師到底有沒有作用？而本書的出版使我們看到，三十年來我國刑事辯護律師在維護司法公正中不僅發(fā)揮了作用，而且作用巨大。本書中所選取的上百位優(yōu)秀律師，用自己的智慧頂住各種壓力，堅持依法辯護，爭得司法公正，從而為我國刑事法治的發(fā)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隨著《律師法》的出臺，律師的職能得以明確，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有效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其二，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其三，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其中第一項職能為其根本的職能，即刑事辯護律師要為被告人提供無罪、罪輕、從輕、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最大限度地維護委托人的合法利益，為被告人爭取應得的權利。

   刑事司法事關當事人的生命自由、人格尊嚴和財產權利，在刑事訴訟中，處于公權力地位的控訴方和個人地位的辯護方，雙方地位上天然的不平等往往容易導致被告人的合法權利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被漠視、被吞噬。在此情況下，處于訴訟弱勢的被告人，其訴訟權利的實現，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律師，律師通過自己所熟知的法律知識可以為當事人提供充分的幫助，有效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防止“公共暴政”的出現。本書中所談及的黃立怡案件等，若是沒有辯護律師的幫助和不懈堅持，那么其本人恐怕現在還承受著牢獄之災。事實上，像“佘祥林案”、“趙作海案”和本書中提到的不少案例，從一定程度、一定意義上來說被告人是幸運的，正是存在了辯護律師這樣一個群體，使得冤案得以申訴、正義得以捍衛(wèi)，否則僅靠司法部門的主動糾正，必然動力不足。

然而，盡管律師辯護在維護司法公正中具有重要價值，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目前律師辯護的執(zhí)業(yè)環(huán)境仍不容樂觀。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倡導國家本位、社會本位，這使得人們對律師這一群體有著一些不準確的認識，總以為律師就是“為壞人說話”、“鉆法律空子”，從而導致了律師的辯護工作得不到社會大眾充分的認可和支持。從律師訴訟權利的實現情況來看，很多律師都感嘆：辦案難，辦刑事案件更難。而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問題也已經成為刑事辯護中的頑疾。對此，有學者甚至舉出了律師辯護“十難”。在這樣的背景下，辯護權利往往得不到有效行使，辯護律師難以為被追訴人提供有質量的法律服務。

   我們欣然看到本書所列的眾多刑辯律師，正是在這并不樂觀的環(huán)境之下，憑借自身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堅韌的職業(yè)品質，突破了一道道難關，樹立起刑事辯護的信心，堅持公平正義的信仰，成功地為委托人進行了無罪辯護和罪輕辯護，有效保障了委托人的合法權益。提及此，不得不為本書的體例編排也美言幾名，它所設置的“辦案體會”，給予了律師向社會“告白”的機會，使得社會公眾可以觸及律師的內心，解讀律師“高收入”（有的僅僅是普通收入“法律援助”）背后的“美麗心靈”和“偉大智慧”。從他們的辦案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優(yōu)秀的辯護律師至少需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秉持良心，堅持法律真實。

在辦理刑事案件中，事先形成完整的辯護意見是很不現實的，在如何確定辯護思路時，律師必須堅持自己的原則，在刑事辯護中必須尊重法律真實，對于證據證明不可能無罪的案件，不能為了迎合委托人而進行無罪辯護。在與被告人談話時，不能一味尋根問底追問被告人講實話，重點在于了解證據。根據證據鏈形成的法律事實，確立辯護思路，為委托人提供有效的辯護。

   第二，活用理論，尋找“矛盾”突破。

在刑事辯護中，辯護的一個最有利的前提即為“疑點利益歸于被告”。因此，在辯護中，往往并不要求律師去還原事實的原貌，而只需要對控方的法律事實推翻即可。刑事案件本身往往比較復雜，但不管案情如何復雜，證據如何繁雜不利，只要有抽絲剝繭的細心，豐富扎實的理論功底，必然可以找到辯護的切入點。在本書中出現的多個無罪辯護的案件中，我們看到，諸位律師正是通過自己過硬的專業(yè)理論素養(yǎng)和高度的責任心，準確把握案件性質，通過對證據的細致推敲，發(fā)現矛盾，找準辯護切入點，從而取得全局性的勝利。

   第三，提高技能，合法入理有情。

近年來，律師對刑辯技能的重視明顯地有所強化。以往人們思維的慣性認為案件的輸贏更多地依靠關系，雖然隨著司法環(huán)境的改善，法律已經逐步成為最為關鍵的因素，所謂的“關系”逐步被淡化，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律師個人技能包括善于溝通的能力，在刑事辯護中同樣發(fā)揮著“錦上添花”的功效。刑事辯護，作為一項個性化的智力活動，是講究技能的。律師的刑事辯護技能與律師本人的法律素養(yǎng)、社會經驗、辯護思路、溝通能力等多種因素相關。一個溝通能力較強的律師，相較于溝通力較弱的律師來說，在與被告人的交流中可能更容易及時準確獲取相關信息，在最終的辯護中贏得更多的主動權。在本書我們看到有的律師運用自己的智慧和溝通能力實現辦案效果從“案結事了”到“案結心了”，他們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正確分析案件性質，指導當事人對結果不奢望、不苛求，誠心誠意為當事人找到利益的平衡點，給對方留有余地，以此有效地化解矛盾，實現了“定紛止爭”的完美結局。

   回顧2010年，我國發(fā)生了“李莊案”、“趙作海案”等諸多有影響的刑事案件，這些案件將我國的刑事辯護推向改革的前臺，其中最有影響的莫過于“兩個證據規(guī)則的出臺”和“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審議。前者在一系列“死者歸來”后“千呼萬喚始出來”，對我國證據法的發(fā)展具有里程碑意義；而后者首次對刑法總則進行了修正，尤其對死刑進行了較大面積的廢除。以上這些，為我國刑事辯護事業(yè)的發(fā)展，為辯護律師這群“刀尖上的舞者”帶來了新的希望。

   長期以來，刑訊逼供、證人不出庭、證據不規(guī)范等問題一直是困擾刑事辯護活動和妨礙司法公正的嚴重問題。另外，對死刑案件的辯護一直以來也為刑辯律師所看重。但從最高人民法院收回對死刑案件的復核權以來，律師如何參與死刑案件的辯護工作，并未明確。近年來，某些死刑案件的誤判也對司法實踐提出了巨大挑戰(zhàn)。在重大案件當中，這些問題相對更加突出，直接影響到判決的公正性。因此，兩院三部《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的出臺，雖然主要是為司法工作人員如何審查判斷證據以及如何審查排除非法證據提供規(guī)范，同時也是為了解決辯護律師迫在眉睫的難題。自此，刑事辯護律師在進行辯護時更加有法可依，有了統一的證據規(guī)則，更加有利于辯護律師充分有效搜集、審查證據，提供有效辯護意見，對委托人遭受刑訊逼供的依法及時提供幫助。

   此外，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下發(fā)通知，要求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加強協作配合，全面開展量刑規(guī)范化改革。引入量刑建議以后，辯護律師的辯護權更加完整：即定罪辯護和量刑辯護。而量刑辯護因從寬情節(jié)的大量存在必然成為辯護中的一個重點。在刑事審判中，公訴人提出量刑建議后，控辯雙方在法庭審判過程中就量刑問題進行辯論，從而使量刑問題陽光化，置量刑于無形的監(jiān)督之中，辯護律師通過量刑辯論為法官提供大量與量刑相關的信息，使得法官對量刑情節(jié)會有全面的了解，有利于法官作出公平正義的判決。

   我們應當看到，刑事辯護之路雖然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刑事辯護有困難、有困惑，但更有希望。本書匯編了全國上百位刑事辯護領域的出色律師所受理的刑事案件，通過展示他們經辦的這些案例，能夠使讀者對中國刑事辯護律師和他們的業(yè)務領域有一個更加廣泛、深入的了解和認識，這將有利于社會公眾正確看待律師的辯護職能，從而更加積極地監(jiān)督司法公正，改善律師的執(zhí)業(yè)環(huán)境；同時，本書作為專業(yè)書籍，對專業(yè)的刑事辯護律師辦理無罪、罪輕、減免、緩刑等案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判例和依據，這對于律師正確履行職責，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意義。

   耄耋之年，赤子之心，欣然提筆，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