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常州，27歲的戴某因有前科，被女友拉黑電話堅決分手后，情緒崩潰，爬上高壓電線桿要自殺。戴某在高壓線上來回走動，抽煙。為了營救戴某，公安、消防聯合供電局采取了臨時斷電的措施，經過8小時，終于讓他安全回到地面。然而因為停電措施，導致一靠呼吸機維系生命的老人遭遇危險，后經搶救無效不幸離世。
 
戴某雖被安全救下，后因其行為間接導致老人的死亡，被檢察機關以涉嫌尋釁滋事逮捕。（來源：現代快報）
 
辦案機關認為，戴某攀爬高壓電線桿的行為本身就存在很大問題。人群聚集后，戴某拒絕接受救援，造成大面積交通堵塞。此后，為了對戴某實施救援，又造成了大范圍停電8個多小時。綜合來看，戴某的行為屬在公共場合起哄鬧事，嚴重攪亂社會公共秩序，具有較大的社會危害性。
 
然而筆者以為辦案機關的解讀是不妥當的，是對尋釁滋事罪做了擴大解釋。
 
盡管立法者已經將尋釁滋事罪的客觀構罪細化為4種行為，兩高也出臺了司法解釋對入罪的“情節惡劣”做出相對明確的規定。
 
但因為刑法規定尋釁滋事罪，旨在保護公共秩序。而公共秩序是十分抽象的概念，于是實務中辦案法律人解釋公共秩序就有了彈性，這也是尋釁滋事罪可能成為“口袋罪”的原因之一。
 
如何避免尋釁滋事罪淪為“口袋罪”，筆者以為，應采取限制解讀的方式理解法條。
 
縮小解釋，或稱限制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廣，于是限制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
 
犯罪形態千變萬化，如何準確認定某一行為所涉嫌的罪名，筆者以為，首先當然因從該行為侵犯的法益著手，法益指引著具體罪名的構成要件；其次，在認定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必須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
 
尋釁滋事罪所侵犯的法益是"社會管理秩序中的公共秩序"，這一社會法益具有明顯的抽象性，如果以此認定犯罪，極易造成處罰范圍的不當擴大。
 
從犯罪構成的主觀要件來講，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破壞社會秩序的危害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
 
而戴某爬上高壓線企圖自殺的行為，導致路面交通阻塞，被解讀成在公共場所起哄鬧事，嚴重擾亂公共秩序。但是按照限制解釋的要求，行為人的企圖自殺行為，他在高壓線上的來回走動、猶豫，你就不能解釋為“起哄鬧事”。這顯然是對法條的字面意思做出了擴大解讀。
 
因營救戴某，供電局不得不采取停電措施，間接、過失導致使用呼吸機的老人不幸離世。若以此作為戴某行為具有重大社會危害性而對其追究刑事責任，顯然對尋釁滋事罪的入罪標準就被人為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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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平聚刑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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